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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璇:家庭暴力反抗案件中防御性紧急避险的适用兼对正当防卫扩张

   日期:2019-05-15 00:15    

 

  关键词: 防御性紧急避险,正当防卫,紧急权,家庭暴力,受虐妇女综合症

  内容提要: 对于家庭暴力的受害人为了防止将来继续遭受暴力袭击而将施暴者杀死的案件,我国的审判实践往往过早地求诸酌定量刑情节,从而忽视了公民紧急权对于解决此类案件所蕴含的法教义学资源。首先,无论是暴力的长期性、法益保护的有效性,还是“受虐妇女综合症”理论,都不能成为无限扩张正当防卫中不法侵害“正在进行”这一要件的充分理由。其次,从紧急权的体系来看,直接针对危险制造者的防卫行为,除了可能成立正当防卫之外,还可能以防御性紧急避险的名义获得合法化。因此,家庭暴力的受害人在别无其他求救途径的情况下,为保护自身或者其他家庭成员的生命以及重大身体健康,将施暴者杀伤的行为,存在成立正当化的紧急避险的余地。

  一、问题的提出   

  近年来,家庭暴力日益成为社会关注的对象,反家庭暴力亦逐渐成为国家立法的重点领域。为了有效防止家庭成员之间的虐待、伤害等行为,固然应当完善国家机关、社区组织适时防范和介入的机制,加强对家庭暴力实施者法律责任的追究,但同时也应当重视保障家庭暴力受害者在无法及时寻求国家和社会庇护时所享有的紧急防御权。2015年3月2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联合发布的《关于依法办理家庭暴力犯罪案件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首次以司法解释的形式对公民为反抗家暴而导致施暴人死伤的案件,给出了相对具体的处理意见。首先可以确定的是,对于正在进行的家庭暴力行为,受害者有权实施正当防卫。但是,在司法实践中时常会出现这样一类极富争议的案件,即行为人在遭受长期虐待、殴打后,为预防可能继续出现的暴力而趁施暴者不备将其杀害,如以下案例。

  案例1:1990年,被告人刘某某(女)经人介绍与被害人张某某(男)结婚,二人育有三个孩子。婚后,张某某时常用木棍、铁棍、皮带、椅子、铁锹、斧头、搓板、叉子、擀面杖等器械殴打刘某某。2001年以后,每隔两三天刘某某就会遭到暴打。在此期间,刘某某想过拨打110报警,但一想到丈夫顶多被拘留几天,放出来后一定饶不了自己,只得作罢;她也想过上法院离婚,但张某某曾威胁她:“要是敢提离婚,就杀了你全家”;村委会也调解过,但并无效果。2002年10月,刘某某被张某某用铁锹敲破了脑袋,这让刘第一次感到了死亡的威胁。2002年农历11月30日,刘某某在集市购买了“毒鼠强”,并想“只要他让我和家里人把这个年过好,我不做过分的事”。然而,2003年1月15日,张某某再次用斧头殴打了刘。1月17日下午3时,刘某某在为张某某做咸食的过程中,将毒鼠强倒在了杂面糊中。下午6时,吃下咸食的张某某出现中毒症状,后经抢救无效死亡。法院以故意杀人罪判处被告人有期徒刑12年。[1]

  案例2:被告人吴某、熊某长期遭受被害人熊某某(吴某丈夫、熊某父亲)的虐待、殴打。吴某曾多次向被害人所在单位、街道等求助,但熊某某不仅没有改过,还变本加厉;吴想要离婚,又因二者间系军婚(熊某某系部队军医)而不能。案发前两个月,吴某在家中发现了剧毒氯化钾。2005年3月19日晚,被害人因被告人熊某学业又辱骂两被告。12时许,熊某某突然进入二被告人睡觉的房间,惊醒二被告人后又回到自己房间睡觉。吴某据此及近几个月来被害人的种种异常表现,预感自己和儿子处于生死险境之中。次日凌晨2时许,吴某、熊某分别持铁锤、擀面杖,趁被告人熟睡之机,朝其头部、身上多次击打,又用毛巾勒其颈部,致其机械性窒息死亡。法院以故意杀人罪判处被告人吴某死刑,缓期二年执行,以故意杀人罪判处熊某有期徒刑5年。[2]

  当这类“受虐妇女杀夫”的悲剧见诸媒体时,总能引发人们的广泛关注。被告人作案前悲苦的经历和无助的境遇,与被害人暴虐的习性和冷酷的行径,不可避免地使公众心中的道德天平朝前者一方倾斜。因此,当该类案件进入司法程序后,往往都会出现当地居民、人大代表联名写信请求法院对被告人开恩宽宥的一幕。[3]对于此类案件,《意见》第20条沿袭了我国法院此前的一贯做法,并给出了权威性的总结:“对于长期遭受家庭暴力后,在激愤、恐惧状态下为了防止再次遭受家庭暴力,或者为了摆脱家庭暴力而故意杀害、伤害施暴人,被告人的行为具有防卫因素,施暴人在案件起因上具有明显过错或者直接责任的,可以酌情从宽处罚。”在此,《意见》准确地提炼出了有利于行为人的两大事实因素:一是行为具有防卫因素,二是被害人具有重大过错。同时,《意见》选择将这些因素置于量刑阶段而非定罪阶段去考量。司法机关的这一做法有其现实的考虑。在我国,由于“杀人偿命”、“只要死了人总要有人负责”的观念仍然根深蒂固,故采取“定罪轻判”的处理方式似乎能达到两全其美的效果:一方面通过定罪能保证行为人为死亡结果承担刑事责任,另一方面通过轻判又能兼顾那些可能使民众对被告人产生同情的事实因素,从而保证判决结论的可接受性。可是,当案件中出现了在正义情感上有利于被告人的因素时,这种因素并非只能通过量刑中的酌定从宽情节这一条途径来影响刑法对行为的评价,它们同样可以在定罪环节的各类违法和责任阻却事由中得到体现。因此,只有当定罪中所有的出罪事由都已被穷尽并均得出否定性的结论时,才能考虑能否通过法定或者酌定量刑情节来减免行为人的刑事责任。[4]

  在笔者看来,我国的刑法理论和审判实践尚未充分地挖掘违法阻却事由对于解决这类案件所可能蕴含的资源,而是过早地将相关问题推到了量刑环节之中。有鉴于此,笔者于本文中将对与此类案件相关的出罪事由详加分析,希冀透过紧急权体系的整体视野,澄清我国传统刑法学在公民紧急权理论方面存在的误区,进而在法教义学上使该类案件的处理方式更加趋于精密、更加具有信服力。为方便对同一问题展开比较研究,以下选取出一则曾经引起德国刑法学界广泛讨论的案例。

  案例3:被告人A(女)与被害人E为夫妇,R为A与其前夫所生之子,A与E育有一女S。长年以来,E经常对A及R实施虐待。A曾多次考虑带着子女出逃,但每每虑及家中有患病的老父需要照顾,遂又放弃此念。1982年8月18日,R不堪虐待,逃至A的前夫家中躲避。E得知后暴跳如雷,打电话勒令R三日后必须返回。随后,E余怒未消,向A大声咆哮,声称等R回来要把他狠揍一顿,并且说,要是自己现在有辆车,非得马上赶过去“抓住那小子的头往墙上撞,直至他断气为止”。A十分担心,一旦自己的儿子回家,只恐性命难保。第二天晚上,E在继续痛骂了R一通后睡去。A因极度忧虑R归家后可能的遭遇而辗转反侧、难以入眠。最终,为了避免自己和儿子再受折磨,A趁E熟睡之机,拿起锤子将其砸死。[5]

  二、正当防卫之否定


(编辑:清枫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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